近日，各大网站争相爆料，在书市与网站热销的央视“当家花旦”王小丫的自传〈一路欢歌〉从作者到内容到出版社均属子虚乌有，是部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之作，且虚构情节恶劣，照片模糊不清。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赵萌在获悉此事后连声喊冤，并声明此书乃不法书商拼凑冒名所为。被伪传“任命”为“责编”的黎波做出声明：“这件事我们已经向新闻出版署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……”

名人被冒名出书已不新鲜。年前，有人冒名影视歌三栖明星周讯，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签下周讯自传〈咖喱女孩〉的出版合同，并从出版社骗得预付稿酬若干万元。紧接着又是在新浪读书网、〈北京青年报〉连载，并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市的〈韦唯的激情岁月〉被证实为一部没有得到韦唯授权的非法出版的伪书。

不法书商为何屡屡作案？

名人出书

 自1996年央视主持人赵忠祥以一部〈岁月随想〉撩起了名人出书热的帷幕，并因此成功步入百万富豪行列之后，倪萍、白岩松，敬一丹、崔永元等人也纷纷在放下话筒之间隙，努力笔耕，先后推出自己的随笔、自传。

   2000年9月《财经时报》为主持人出书算了一笔帐。赵忠祥的《岁月随想》发行105万册，每册售价19元，倪萍的《日子》发行100万册，每册售价22元，崔永元的〈不过如此〉发行104万册，按作者拿8-10%的版税估算，三人收入当以百万计。白岩松的《痛并快乐着》在2000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以20万册订数排在文艺类图书订货排行榜的第一名，敬一丹的《一丹随笔》也以3万册步上排行榜。白字黑字往那儿一摆，也就难怪“痛并快乐着”是白岩松明知名人出书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还忍不住要出来溜达了。

这就是“名著”一而再三被冒牌的起因和背景。

你好我好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名人出书既容易，也不容易。首先必须有读者的配合。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，名人们的故事既代表着艰辛与奋斗，更代表着成功与辉煌，他们的“功成名就”是有志青年们的梦想与未来，所以就有着比职业名作家更广泛更年轻的读者群。而市井百姓争先恐后，恐怕就只是为了满足一下“偷窥”之欲，为茶余饭后、街谈巷议添些说长道短的话题。其次要有出版社的配合。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明星社长金红丽有一句话耐人寻味：“有的名人具备出书的实力，找好角度，可以挖掘出潜在的畅销因素，但有些名人不具备这些因素，无论如何宣传也不能够畅销。…”畅销的名人才是出版社需要的名人。畅销代表着印数，印数等于利益。既然有社会需求，名人又愿意合作，出版社当然要因势利导。

只有名人文化才能造就这皆大欢喜的“你好我也好”局面。

真传伪传

文学有多种体裁，但名人却只对“自传”情有独钟，即便冠之以随笔之名也都是些亲身经历的大事小事，内容不外乎成长（成名）经历、心路历程、爱情、家庭等几个方面的内容。为什么？原因或许有以下几种。诗歌对文字的功底要求太高，小说需要丰富的想象与虚构能力，散文要文笔优美要抒情要形散神不散，写“他传”名人们个个日理万机，没闲功夫收集资料。所以只有“自传”、“自传体随笔”最合适不过。

如果名人们真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。

“自传体文学”作为“传记文学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既包括纯粹的文学自传，也包括具有自传成分和亲历因素的作品，但都是从个体经历出发，重在个体经验与感受，体现文学与时代密切关系的作品。

在90年代之前，文学创作还存在着中心与主流，如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、“改革文学”、“寻根文学”、“现代派文学”和“新写实文学”，那时期的自传性作品都是从群体意识出发，立足“为社会代言”。如“伤痕文学”叶辛的《蹉跎岁月》、“反思文学”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等等。进入90年代，自传作品则完全从个人切身感受出发，不论社会、公众和世俗的看法，立足“个人言说”。如陈染的《私人生活》、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和海男的《坦言》等。到了80后的自传作品更是不忌隐私“残酷自白”如韩寒的〈三重门〉、春树的〈北京娃娃〉。

无论是90前还是80后，立足“社会”还是立足“个体”，自传体作品的内容都必须准确与真实，既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，又文字表达生动，从而力求可信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。这就要求传主首先必须具备真诚和勇敢，说真话，不“为尊者讳、为亲者讳、为贤者讳”，更不自讳，既不夸大其辞，也不避重就轻，接受世人的评判。法国思想家、哲学家卢梭在其自传体作品〈忏悔录〉里写到“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，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，就写我的卑鄙龌龊。”他让人们不必照顾他身后的名声，把自己的过错与隐私坦诚地公布与众，赤裸裸地站在世人面前，向世人忏悔，让世人评判。这样写出的自传才会震撼人的心灵，才会激励读者，给人启迪，成为人们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营养。

其次，传主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写作功底和遣词造句的能力。自传虽然不同与诗歌和小说，但也不是记录生活琐事的流水帐，也可以在不损害传记真实性的前提下，运用文学创作手法，对人物、环境、事件、思想活动进行恰当的艺术描写，以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。美国聋哑女作家海伦.凯勒的自传《海伦.凯勒传》就是这样一部自传体作品。

自传并不好写，它不是加厚的街头小报，火车里打发时间的无聊读物。它还要求传主要有感人的事迹，而不是把诸如初恋、失恋、离婚、再婚、失眠、养宠物等小题大做，或者为了增加卖点而出卖隐私。

纵观以上各点，名人自传是真是伪就有点难说了，但无论真伪都让人失望。他们不是沉溺在自我表现的泥潭里不能自拔，消极、颓废、虚假、媚俗，就是故作激清澎湃，党啊人民啊地空发感慨；叙述如出一辙，东拼西凑、鸡零狗碎、冗长、苍白，少有对人生理性的思考，更缺乏思辩性和哲理的深化和升华；或者报喜不报忧，只说优点不说缺点，即便说了缺点也是避重就轻，像善于拍马奉承的下属在给上级领导提意见“领导啊！我要给你提意见，你怎么能为了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呢！”尽说些“可爱的缺点”；甚至干脆隐瞒历史、恶意篡改、抵赖，对批评者“优雅”开骂。

你说这样的自传是真是伪？

在这些名人中，许多人无论从年龄、事业、艺术、感悟、才情、人格魅力和文字功底上，都还没到为自己著书立传的时候。“浅薄”与“匮乏”交织着“欲望”与“利益”，催生下来的是半生不熟的拙劣之果，既耗费了国家的资源，也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与金钱。利益的趋势，出版社的出谋划策，媒体的推波助澜，使得名人们丧失了本该有的自知之明，出书成了时尚与潮流，谁不出书谁就会落伍和丢面子。拙劣之作一出再出，在获得丰厚利益的同时，名人们也把自己和名气一起当成商品捆绑销售了。

不知道下来又该轮到哪位按捺不住寂寞的名人提笔“回忆人生”了。

结案陈辞

名人自传，不是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全部，甚至算不算传记文学的范畴还有待商榷，但其夸张、虚假、八卦的准娱乐性，在三方合谋的巨大造势下，已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严肃性和经典性，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。而传记文学界本身存在的“媚俗化、克隆化、快餐化、工具化和不真实”的病症，也严重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。

整顿传记文学的市场，避免装帧类似、内容雷同，传主重复。发掘传记人物，扩大传记文学主人公的范围，采取多元化格局。在不夸大、不歪曲的前提下丰富人物个性和历史背景，准确把握人物的思想、品质、人生轨迹，杜绝苍白、失实、重复、程式化的弊病。这一切，都需要出版社、作者、读者三方来共同努力，相互监督。我们期待着传记作家和名人作家们能写出像《萨特传》（西蒙。波伏娃）、《真爱让我如此幸福》（安徒生）、《我的爱我的自由》（伊沙多拉。邓肯自传）这样描写生动、文笔优美流畅、融世俗与理性为一体，既有亲和力，又有思辩性的传记文学作品，给读者以美好的享受和人生的启迪。